首先，是旅行环境意识的转变。它要求树立一种保护公厕设施、维护环境清洁、为公益事业做贡献的文明、健康、卫生的公德意识。

　　其次，是人的一种行为方式的转变。它要求人们在如厕行为上做到文明、礼貌，否定那种不讲公共卫生和公共道德的行为。

　　再次，是一种机制转变。它要扭转和变革计划体制下的资源配置方式，寻求能使公厕这种公益事业产业化发展的渠道和思路，并通过法律、政策手段调配社会资源，使首都城市公厕的规划和建设向现代水平接近，走上富有活力的良性循环轨道。

　　第四，是一种技术进步。它要求公厕设施及其外观构造向方便、清洁、节能、美观的方向靠拢，改变脏臭差的现象。

　　最后，也是旅行景观的美化与和谐。公厕数量多、分布广，不少公厕还散见在旅行交通干道上，对旅行景观影响极大。因此，不仅公厕内外装饰要求美观，而且其建筑必须从整体上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公厕建筑必须成为旅行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要与街道绿化、美化相结合，以期成为旅行景区新型建筑类型与标识之一。

　　公厕是方便旅行群众的生活、满足人们生理功能需要的必备设施，是景区基础设施的必要组成部分，对维护景区卫生、保障人民健康具有重要作用。公厕建设和管理也是景区建设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厕的管理水平标志着一座景区的管理水平。随着城市的出现及其现代化过程的深入，厕所，尤其是公共厕所早已不单是人类生理代谢的简陋而随意的场所，而是兼有生理代谢、卫生整理、休息乃至于审美、商业、文化等多种功能，本质上构成了人类的生活观念和环境意识的变革和进步。公厕已成为现代景区文明形象的窗口之一，是景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体现着景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显示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素质。在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其景区发展史的相应阶段，都程度不等地进行过公厕革命。比如，日本早年的公厕也很落后。30年代，日本横滨市的居民也在为无冲水、窗户安有铁丝网的长方形混凝土厕所叫苦连天。1985年，基于日本著名旅游观光点没有公厕，或者即使有公厕也肮脏到无法使用的状况,日本成立著名的“日本公厕协会”，着手解决公厕问题。本世纪八十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注意到公厕问题并量力进行公厕改革。比如，菲律宾政府就鼓励在城市建造带化粪池的水冲厕所，并在1982年至1990年分期实施农村厕所改良计划，以求到1990年底使菲律宾全国农村的每户居民都拥有一座卫生厕所。　总之，北京公厕革命的实施目标，不是为盲目追求公厕建筑与设施的豪华，而是在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的前提下,使北京公厕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即布局合理化、设施现代化、内外美观化、功能多样化、管理秩序化、清洁卫生标准化。从本质而言则是彻底改变过去的旧观念，将公厕革命作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相统一的重大举措。公厕革命的重点在于，随着首都北京现代化都市的发展，尽力转换公厕规划、投资、设计、建设、管理、经营、保洁等一系列运作机制，并尽快推动公厕改造的全面实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改造任务，在整体上接近现代化国际城市的水平。

2.解决公厕问题的主要症结

　　北京公厕问题的主要症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运作机制的制肘。

　　北京公厕问题的严重性，在实践方面，归咎于机制症结。机制，是指某社会活动或事业各种要素的关联方式及其所形成的功能。在公厕问题上，机制指的是公厕投入与管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方式。长期以来，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把政府看成是万能的，把行政行为当成是唯一的社会公共行为，因此，所有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都被当成政府的行政工作，公厕自然也由政府全面包揽起来：公厕建设的投资作为财政支出，公厕管理和清洁都作为政府的日常工作。政府的角色非常复杂，既是公厕的投资主体，又是管理主体；既是有关公厕法规的制定者，又是执行者和监督者；既是行政权力机关，又是清洁工、搬运工。面对市场经济和首都建设的飞速发展，资金短缺的矛盾使公共事业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于是，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成为公厕问题这个社会问题的矛盾焦点。

　　第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解放前，分布在北京城区街道上的公厕有516座，大多由草席围成，非常简陋。 其中，砖砌较正规的公厕仅有83座。解放后，北京市政府在大街小巷修建了上千座公厕，受到市民的赞扬，被誉为人民政府的德政。1964年，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曾经在北京讲过，“我们不但要想到吃饭问题，而且要想到厕所问题，这么大一个城市，这些问题处理不好怎么能行！”1965年1月7日，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同志和崔月犁同志到崇文区清洁队跟劳动模范时传祥一起参加背粪劳动，指出“一定要搞技术革新，革粪桶的命，争取早日实现机械化，放下粪桶。”随即，北京市普遍推广用真空吸粪车清运粪便，将旱式公厕改造为水冲式公厕，掀起了一个放下粪桶、改造公厕和户厕的高潮。而后的一段时间里，北京共兴建街坊厕所3100多座，改造户厕15300座。使北京的公厕有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是， 由于政府经济实力的不足以及连年的政治运动，北京的公厕状况未能有根本好转。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与改革开放的形势、人们日益提高的文明需求，以及日益频繁的国内外交往相比，北京市公厕的数量、质量及政府公厕建设投资实力的差距越来越大。公厕这一痼疾终于作为社会“重症”引起强烈关注。

　　北京市政府曾于1984年组织力量，分别检查了城近郊8个区共100多座公厕的卫生状况。而后，市领导多次召集有关公厕问题的会议，拿出了一些措施，使全市繁华地区、主要大街和旅游景点的公厕面貌有了一定的好转。但市政府能够拨给环卫部门每年每座公厕的管理费用仅为300多元。而实际上，平均每年每座公厕的保洁费、维修费、 水电费和人员工资约需800元左右。这种入不敷出的状况不仅难以稳定保洁人员的队伍，保证设备维修， 甚至连夏季突击性的灭虫除臭药剂购买费用都不够。按照目前的造价水平，新建一座二类公厕至少要30万元，公厕改建升类每座至少要５万元。北京的公厕现代化、文明化改造资金约需10亿元左右。从1984年起，北京市政府加大公厕的投资额，已达2500余万元，各区县政府也投资近2500万元。按照这种拨款速度，北京的公厕若达到现代化、文明化水平，恐怕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若算上设施折旧和更新改造的费用，时间恐怕更长。

　　第三，社会文明意识的缺陷。

　据《周礼》记载，我国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有了建立在路边道旁的公厕。《说文解字》在诠释“厕”字时说：“厕，言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清洁也。”一旦人类社会出现了第一座厕所，无论如何简陋，都表明人类自我保护意识和社会文明意识的萌芽。我国早在汉代就已注重粪便的处理。到了南宋，都市中已有了专门管理粪便、清洗厕所的行业，并总结出简而易行且行之有效的利用粪便的方法。可见，保持厕所的清洁卫生是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某种社会共识。然而，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表明，不可能出现脱离现存物质文明水准的超精神文明。我国曾是一个有着漫长封建集权历史的国家，长期封闭的小农经济和强大的封建集权，制约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城市的形成。尽管我国在中世纪出现过人口众多、享誉中外的都城，但大都作为农耕时代的军事和政治中心城市。在这种特有的城市中，各种公用设施的缺乏、公共意识的残缺是不足为怪的。到了近代，虽然商业化都市随着商品经济发展逐渐兴起，但连年不断的战乱使得城市公益问题得不到关注，城市功能无法完善。中国文化历来重视“吃喝”而轻视吃喝的另一端，导致中国享誉世界的食文化背后隐藏着难以启齿的隐患。多少年来，中国“唯厕独臭”的事实反映了中国人厕所观念和如厕行为的落后，也反映了我们长期以来在社会公德教育和环境意识教育上的疏漏和社会文明意识的缺陷。因此，毁坏公厕设施、污染公厕环境、“宁愿找个墙角方便，也不交钱如厕”的现象屡见不鲜。　　机制、资金和观念症结还派生了公厕建设用地、环卫人员构成、公厕设计、粪便处理等其他方面的难题。特别是，目前城市建设管理体制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城市建设所涉及到的部门、单位、地区之间有许多权力和利益的分割、牵制、纠缠等矛盾，任何一个公厕的修建都要涉及十多个部门和单位，使公厕问题的彻底解决难度更大。

3.北京公厕革命的几个步骤

　　首先是舆论的冲击。

　　1994年４月，首都文明工程课题组分别以“北京的公厕亟需一场革命”、“步履艰难的公厕革命”、“公厕革命的出路何在？”等为题，在北京日报连续载文，有针对性地介绍北京市公厕现状，探索公厕改革的途径，呼唤一场全民动员的公厕革命。关于公厕革命的宣传还见诸首都各大报刊和广播电视节目。1994年４月至７月，课题组又研究制定了《首都城市公厕设计大赛方案》。1994年8月8日，首都城市公厕设计大赛拉开了序幕。同年11月15日，大赛截稿，共收到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美国、澳大利亚的设计作品340件。 参赛人员既有科技人员、管理干部、工人、部队干部和战士，也有在校的大学生和城镇居民。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20岁、最大的75岁，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关心首都城市文明建设的拳拳之心。首都城市公厕设计大赛的舆论反响出乎意料，从大赛开始到大赛评选结果揭晓，我国大陆和香港，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泰国等100 多家国内外新闻媒介发表过消息和评论。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

　　再次是机制的突破。

1.鼓励新技术、新发明用于解决旅行卫生洁具的开发生产

3.推荐94年首都公厕设计大赛获奖产品“RZ系列座便器自动防护装置”。该装置可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少的投入使旅行卫生水平有一个明显的提高。本产品是北京人生堂医药保健品公司为解决公厕问题作出的一个很大贡献。

三、开展“文明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