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野人”之谜20年
奇异珍惜动物专业委员会 秘书长
王方辰
1982年，在广州文化公园，27岁的我见到一个题为“中国野人考察成果展览”的大牌子，对于从小就喜欢动物的我，真是太有魅力了。我走进展室之后就像进了迷宫，一转就是20年。
展览中提到的野人，不是落难的鲁滨逊和白毛女，也不是原是部落的食人族，是一种身形高大、直立行走的人形动物，它到底是猿还是人，还是介乎两者之间，谁也无法说清。就是这也许和我们的祖先有着某种神秘纽带的“野人”，从展厅到山野，披着面纱、顶着光环，始终忽隐忽现地召唤着我，引导着我一生的命运。
初闯神农架
1986年的一个初春，作为环保宣传影视部的摄像，我在湖北西部的工作结束后，决定闯一下神农架，为我今后的片子探探路。
亲历下的神农架与文人墨客的宣传不同，并非我原先想象中的到处原始洪荒，古树参天，毒蛇猛兽出没，方圆百里渺无人烟。从宜昌市到神农架230公里，沿途风景固然不错，次生林长势也很好，可并没有见到原始森林，离公路比较近的地方，人类生产生活及农业耕作的痕迹到处都是，这种环境氛围对想看看“野人”生境的我当然有些疑惑。
那天下午到达神农架林区政府所在地的松柏镇，我找了一个政府招待所住下。按照笔记本上记录的名字，我找到了在“野人”展中很有影响的、原神农架林区老区长杜永林先生。因当时他任神农架野考会会长，找到他就可以了解到很多关于神农架“野人”考察的具体情况。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张画有神农架历次发现“野人”的位置地图。杜先生介绍的“野人”在神农架的活动是那么具体生动，把我从半信半疑带入了完全相信的程度。介绍完神农架的“野人”考察成果和后，杜先生还介绍我到武汉找当时的中国野人考察研究会执行主席兼秘书长李建先生，从他那儿会得到更多的全国野考信息和成果。
二进圣地
到了10月，我决定将神农架“野人”考察记录片落实。我同好友孙福来先生一同去湖北，并邀请了当时的中国野考会执行主席李建先生做科学顾问。自几个月前杜永林介绍后，我与这位老前辈通了信，但二进神农架前还没有见面。
李建先生性格豁达，知识渊博，平易近人，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了野考事业。我受老李的影响颇深，使我了解了很多中国“野人”考察历史和“野人”研究的学术价值。
钻进神农架的深山，就与首次来时途中所见景象大为不同，时常光顾原始森林。一周内，我接触到了在神农架多年寻找野人的核心人物，一些曾参加过1976年中科院“野人”考察工作的老同志，还有一些“野人”的近距离目击者。像蔡新志先生，当年在林区与5名领导在3－5米内见到“野人”的最关键的人物，是他们的目击才引发了1976年中国科学院组织的大规模鄂西北奇异动物考察。我对他们一一做了采访。为了得到神农架自然保护区长久的支持，我送给他们一架高倍军用望远镜，放在神农架保护区了望塔由当时的护林员袁裕豪保管，用于野人的搜寻和观察，以提高准确率。
难以自拔
当我拍片中采访到那么多当事人之后，以为再做点儿考察工作就能揭开野人之谜了，其实事情根本没有当初想得那么简单。自20世纪70年代中科院大规模考察奇异动物之后的10余年里，神农架“野人”考察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展。民间的几个爱好者一无资金，二无设备，三无专业知识，根本不能针对野人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惟一能做的工作就是不断收集与野人有关的信息，使这一悬案没有销声匿迹。
一些野考爱好者不断报道关于野人的目击事件，从70年代的殷宏发、龚玉兰到80年代的黎国华、袁裕豪，目击者们对野人的描述大同小异，其中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这种奇异动物是直立行走，毛色为棕红色（或褐色），个子高大（一般两米以上），脚也很大，行走如飞……国外和国内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报道：如美国的“大脚怪”，尼泊尔的“耶提”，蒙古的“阿尔玛斯”等等；国内的则有云南的“雅培”和“冬都”，广西的“山魈”，湖南、四川、浙江等地的“人熊”，还有西藏、新疆的“雪人”……我在想：怎么可能全世界都在编造一个相同的谎言呢？其中必有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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