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并蓄的近代岭南文化

唐孝祥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地区从汉唐开始便成为沟通中外关系的重要门户。这种与西方世界世代相沿的联系铸塑了岭南文化“得风气之先”的品格。及至近代,岭南文化开启了了解世界、学习西方的历史进程,完成了由“得风气之先”到“开风气之先”的历史性飞跃,成为推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主角。

    近代岭南文化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岭南文化经世致用的功利性特征,也承续了革故鼎新、开拓创新的岭南人文精神。近代岭南文化的开拓创新精神是与开放融通的社会心理紧密相联的。在对待异质异地文化的问题上,近代岭南文化表现出开阔的胸襟,博大的气魄,它不害怕“异端”、“邪说”,而是兼容并蓄,择善而从,甚至直接进行文化嫁接,拿来为我所用。

    近代岭南文化的开放性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民众心态和社会观念上的开放意识。岭南人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和健康的心态接受外来新事物,这使得岭南人能够机敏地感受到外界的信息和刺激,赶上时代的潮流,不断更新观念,从而较少保守的思想和封闭的心态,有利于新生事物的萌生和成长。另一层次是指开放意识在理论上的升华。近代岭南思想家的学说呈现为一种开放型思想体系,这不仅有利于新思想、新观念的吸收,而且有利于整个思想体系的不断修正、充实与丰富。康有为如此,梁启超如此,孙中山更是如此。孙中山曾明确指出:“要想实业发达非用门户开放主义不可。”这种开放性使得岭南文化在近代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崭新的观念,从而在中华文化体系中占据特殊的地位。

    如果说开放性是近代岭南文化的对外姿态,那么,融通性则可谓近代岭南文化的内在心理。近代岭南文化的融通性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唐宋以来,岭南文化曾出现过数次大交融,韩愈、苏东坡的南谪岭南,以及张九龄等人的北涉中原,助推了中原汉文化与岭南本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及至明朝,岭南产生了自己的思想家陈白沙,他从理论上总结了岭南文化融通、求实、调和的特点,试图中和诸家,兼容并蓄。再到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在岭南传教,岭南文化出现了新的融通。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岭南文化出现了新融合。

    近代岭南文化的融通性的必然结果便是兼容并蓄,择善而从。特别是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引进岭南之后,很快与当地生活方式结合起来,传统的与现代的、本土的与外来的、中国的与西方的,同时并存,这种融通性在近代岭南思想理论层面表现得最为明确和集中。康有为与孙中山的思想即是如此。开放融通、择善而从的社会心理使得近代岭南文化在激烈的古今中西之争中能够高瞻远瞩,广纳博收,从而焕发出岭南文化的新光彩、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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